蒋大侠在回顾自己拍摄的照片。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迎来了一个人人皆可成为摄影者的时代。然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很多人还不知道照相机为何物时，他就开始接触了摄影。他就是玉林摄影界老前辈蒋大侠。今年85岁的他，与摄影打了70多年交道。他在用照片记录人间百态的同时，也见证了玉林摄影业的跨世纪变迁。

“子承父业”

七八岁开始接触摄影

提起蝶蝶照相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玉林”或多或少都还有印象，无论是当年从玉林去广州当挑夫的“广漂一族”需要的“证件照”，还是当时玉林中小学生升学试需要的“准考照”，还有每年的学校毕业照等，很多都出自该照相馆。

“蝶蝶照相馆是我父母在1938年开的，当时玉林城只有两三家照相馆，我们家以拍快照出名。”今年85岁的蒋大侠是玉州区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很多晚辈都尊称他为“蒋师”。说起当年与摄影结缘的契机，他说是因为“子承父业”。他回忆，父母刚来玉林城开照相馆租的铺面，就在如今的玉林城区中心、食坊里附近。当时照相机十分昂贵，且又很难买到，因此玉林城开照相馆的人非常少。

“父亲的第一台相机是1933年从广州的广兴行花了数千元购买的新闻相机，而当时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几百元。”蒋大侠说，他父亲从广州坐船回来时需要检查，而相机在当时属于不能随便带在身上的东西，为了避免随身携带的相机被搜查出来，父亲干脆将相机的机身拆开扔掉，并将镜头藏在行李中的隐秘处，才躲过一劫。回到家，父亲经过仔细研究推敲了一段时间后，亲手制作了一只类似于手风琴的木箱作为相机的机身，终于让这个将暗房和冲洗融于一体的“拼装型”新闻相机恢复了正常使用。

“当时拍一张照片的价格与理一次发的价格差不多，拍一张快照用不了多长时间。”蒋大侠回忆，当时摄影师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职业，而自家的生意也比较好，父亲有时候忙不过来，就干脆教母亲和大姐学习摄影技术，让她们来拍照。有一次，陆川清湖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族想拍一张全家福，特地安排了轿子过来请他们上门拍照，蒋大侠的大姐前去，拍出来的一张五六十人的全家福让对方很是满意。在家人的影响下，蒋大侠慢慢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到了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他学摄影，当时他的身高还没三脚架支撑起的相机高，得站在一个凳子上学照相。

从个体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

见证摄影业历史变迁

蝶蝶照相馆生意越做越红火，加上大姐结婚后又多了姐夫这个好帮手，1953年，蒋大侠父母拿出积蓄在玉林城买下一间商铺开了一家分店——丽虹照相馆，交给蒋大侠及其姐夫经营。“这个时候来拍照的主要以军人和即将考升学试的学生居多，我们还是主打拍快照。”蒋大侠当时只有20岁出头，为了提高拍摄各种题材的技术，他没少浪费胶卷练习。当时玉林城里的照相馆已多了好几家，而且很多市民在比较重要的时刻才拍照，所以生意竞争相比之前更大了一些。

1956年，随着政府将当时玉林城所有照相馆以公私合营形式纳入饮食服务公司管理，摄影业从业者也从个体户成为有组织的半公职人员。这个时期，热爱摄影且颇有实力的蒋大侠开始受委派去拍摄各种重要会议、大型活动等新闻题材。为了让自己的照片更有表现力和冲击力，蒋大侠不仅购买了海鸥牌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还通过《新闻摄影》等书籍自学摄影技巧。

1976年后，玉林所有照相馆转为国营性质，融为国营大众照相馆一家，蒋大侠也成为一名公职人员。当时，作为照相馆里的一名技术级摄影骨干，蒋大侠每月领32元的工资。除了拍摄各种新闻题材之外，蒋大侠还拍摄人物、风景、劳动场景等各类题材，他的不少摄影作品在《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从黑白到彩色

他的照片记录玉林不同时期生活百态

1987年退休后，当时已54岁的蒋大侠再次创业，开了玉蝶照相馆。直到2000年数码相机慢慢普及、严重受到行业冲击，蒋大侠才关闭照相馆，但他从未放弃摄影这一爱好。在他家里，不仅保留着以前用的胶片旧相机，还有4台单反相机，其中一台是2016年到北京旅游时花了2万多元买的尼康D800E。因常年订阅《大众摄影》《摄影之友》等杂志，蒋大侠对各种新型数码单反相机如数家珍。70多年来，蒋大侠已无法统计自己拍过多少照片，虽然很多照片因为各种原因被损毁了，但他家里还保留着用十几个月饼盒装得满满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玉林不同时期的生活百态，也见证了摄影从黑白时代到彩色时代再到电子数码时代的历史变迁。

“现在的数码相机功能很强大，拍出来的照片可以及时看、及时删，容量和后期处理空间都比较大，也不费胶卷。”蒋大侠说，虽然如今人人都可以成为摄影者，但要拍出真正的好照片还是离不开专业的照相机。他建议，年轻一辈要学好摄影，一定要练就扎实的基本功，除了要把照相机的各种应用技能吃透，还要通过多思考、多实践、多探索，学会选好角度和后期处理，才能更好地将摄影的艺术表现出来。